陈燕儿 蒋伏心│人口老龄化、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

本文刊发于《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陈燕儿，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讲师

蒋伏心，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并行的两大重要趋势。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之间所存在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产业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大；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实体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第三产业的提升影响最大；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的交互作用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第一产业存在负向影响。相关结论在利用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政策支持和地形起伏度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并进行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研究结论对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积极应对老龄化并提升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数字化转型 实体经济 交互作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居家养老家庭支持体系研究”（编号：20ARK003）

一、引言

　　以老龄化系数超过7%为标志，中国于200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一段时期，随着长期累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进一步释放，中国总人口增速将明显放缓从而导致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人口结构和数量的变化会影响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形成（Papapetrou和Tsalaporta，2020；陈燕儿和周建芳，2023）等，进而对经济运行产生显著作用，且老龄化抑制经济增长已成为基本共识（蔡昉和王美艳，2021）。如何在快速、深度老龄化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现阶段最迫切的任务。

　　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转变历程高度重合的数字化转型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股不容忽视的作用力，已成为中国驱动创新的动力源泉和引领产业结构颠覆性变革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到39.8%，同比名义增长达16.2%。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拓展，许多学者讨论了其在形成新型生产要素、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创造就业（赵涛等，2020；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就业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将导致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而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将下降（赵宸宇，2023）。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思考，数字化转型能否减缓人口老龄化对实体经济的负向影响？如果同时考虑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又对实体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加以准确评估，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人口老龄化与实体经济

　　相对于以资本运动和信用流通为主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或称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实体经济（Real Economy）以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为主，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长远发展空间（巫强等，2020）。虚拟经济是金融部门主导的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发展而实现自我增值（黄群慧，2017），与人口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的关联度较弱；实体经济则是由生产服务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活动，因此会更加显著地受到人口数量与结构变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虽然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问题，但是由于实体经济本身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所以对该问题的研究可借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

　　根据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中资本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投入要素。一方面，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处于工作状态的劳动者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上升会增加储蓄率，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则会导致处于劳动阶段的人数减少，在一定程度导致国民总收入降低，居民的储蓄水平将随之下降，导致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的降低，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使得劳动力市场中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相对减少，根据人口转变理论，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劳动效率低于成年型的人口结构（苏剑，2021），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会降低劳动生产率，经济产出也会受损。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具有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人口老龄化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2.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

　　在微观上，数字化转型弱化了组织边界，促使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企业间充分、快速流动，企业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消费者群体的需求特征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梁雅楠和张成，2022），同时便于进行跨地区的分工和合作，提升生产效率；数字化转型可以驱动关键要素成本递减从而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丁志帆，2020），更好地匹配供需并形成更完善的价格机制，创造兼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及正反馈效应，进一步降低供需双方成本，由此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在宏观上，数字化转型通过新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发展（Brynjolfsson和Hitt，2000；洪银兴和任保平，2023）；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化转型依靠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工具对资源产生优化和重组，源源不断的数据能够以任意的方式在不同地域与领域迅速流动与聚集，不会出现传统生产要素的局部稀缺问题（张腾和蒋伏心，2022）；“数据+算法+算力”与实体经济生产活动深度融合会形成数字生产力，催生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经济等新型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

　　当然，数字化转型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常规化工作的成本，在驱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挤出”了常规性、可编码及重复性的工作，加快了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越来越多的工作可能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Frey和Michael，2017），短期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较大冲击。数字经济还会对传统监管模式带来新的挑战，破坏市场运行秩序并抑制企业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但实证发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应明显强于抑制效应（王儒奇和陶士贵，2022）。总体看来，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面促进作用要超过其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3.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和高效的技术方法提高劳动附加值，通过数据共享等形式减少交易成本并促进劳动生产方式转型升级，降低传统产业对劳动力要素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用智能系统和自动化设备替代劳动力，弥补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不足，由此不难推断，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可能可以减缓老龄化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提高了要素成本和创新成本，老龄化社会将面临创新经费投入减少、公共教育支出相对较少、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相对滞后等挑战（吴薇和张靖佶，2021），不利于数字技术推动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效率转变；但是，人口老龄化也具有积极的一面，如倒逼企业或国家退出竞争激烈的低端产业并促使其研发序列转向更有价值的前沿创新，而这正是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可见，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相互调节的作用。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前文的假设1和假设2，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作用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但具体方向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略）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略）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立足于中国快速人口老龄化现实背景，结合当前数字化转型趋势，利用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了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而数字化转型则促进了省际层面实体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替代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的交互作用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减弱人口老龄化对实体经济的负向影响。从产业的角度看，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具有结构效应，第二产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大；数字化转型对各产业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实体经济第三产业的提升影响最大；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互作用对第二产业、工业和实体经济第三产业产生正向影响，但对第一产业具有抑制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以数字化转型加快业态融合发展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向数字经济、智能经济主战场，在数字化转型成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现实下，将数字化建设作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支点，利用“数字+”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相互渗透重组，加强计算机网络、互联网技术、数据科学、电子商务、移动应用、虚拟现实等数字科技领域关键技术协同攻关，鼓励企业开发数字化技术及支持能力，建立、推广富有活力的成熟数字化商业模式，实现实体经济智能化、服务化，大力发展新经济并以此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加快实现中国经济由大到强的转变。

　　二是充分开发老龄人力资源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充分挖掘老龄人力资源有助于缓解年轻劳动力的结构短缺、保障老龄人口合理收入与消费，夯实老龄产业发展的基础，是践行积极老龄观的重要体现。可以从完善政策法规、建立工作机制和加强配套服务等方面构建高质量的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根据中国老龄人口和养老事业、养老产业发展现状，系统编制《老龄人力资源开发规划》，拟定分层次、分阶段、分区域的开发蓝图，并将老龄人才纳入整体人才战略布局；进一步挖掘和开发农业、家政服务、物业保洁等老龄人口就业较多领域的岗位，同时引导“一老一小”事业和产业发展中释放的大量护理、生活照料等用工需求转向老龄人口。

　　三是着力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防止“数字鸿沟”。考虑数字化转型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积极效应还有待深化，应该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化建设战略，让数字化转型成为有效缩减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硬件”技术支撑。加大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5G 商用、大数据模式构建和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出台具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帮助农业生产单位完成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提升农业数字化生产的人力资本存量，培养农民数字经济、互联网运作思维，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到广大农村地区就业和创业，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及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责任编辑：李 慧]

为适应微信阅读，内容有所删减，原文见《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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